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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正确对待“拍砖”

时间:2012-08-24 09:37:35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

“拍砖”,多数是人民群众用尖锐的语言对党政机关、党员干部进行批评。共产党作为执政党,其党员学会正确对待这种批评,至关重要。

  因为是执政党,群众遇到好事,会想到你,赞扬共产党领导得好;同样,遇到不顺心、不合意的事,也会想到你,对你发发牢骚和怨言,这是很正常的,不对你发对谁发?在共产党领导下,经过革命,推倒三座大山,民族获得独立,人民得到解放,又经过建设、改革,我国国力增强,际地位提高,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,人们由衷地拥护共产党,感谢党的领导。但是,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对党、对党员干部不的话,看到一些人对党、对党员干部不的举动。这不奇怪。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是开创性的事业,要在摸索中前进,这就难免出现这种那种问题,发生这样那样错误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,我国又处在大变革、大发展时期,经济体制、社会结构、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。这些变化,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。但也难免对少数人的当前利益照顾不够,或有伤害。例如,要发展就要修路建厂,这就要占耕地,占民房基地,虽然做了工作,给了补偿,但由于种种原因,有的人仍不满意。再加上贫富差距拉大,贪污腐败严重,政府行为不够透明,干部作风生硬等等,在一些群众中产生不情绪,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群众思想活跃,民主意识、监督意识、维权意识、维护物权意识,环保意识空前提高,在这种情况下,有人发出怨言,乃至拍砖,是正常的。我们不必大惊小怪,重要的是学会正确对待。否则,以为是执政党党员,有职有权,就自以为是,固执己见,我行我素,刚愎自用,有事不和群众商量,不虚心听取群众谏言,听不得批评意见,打击压制“拍砖”,这就很可能形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,这是非常危险的!

  一
  在正确对待群众批评、“拍砖”方面,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为我们做出了学习榜样。

  1937年1月,中共中央机关来到延安。几个月后,抗日战争爆发,几万红军到前线打仗需要粮食,政府加重了征粮任务,群众增加了负担。在此情形下,毛泽东曾两次遭到“咒骂”。

  1941年6月3日,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会议,一个炸雷,一位县长触电身亡。有位农民说:“老天爷不开眼,响雷把县长劈死了,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?”保卫部门逮捕这个农民。毛泽东知道以后,立即对保卫部门的同志说:“群众发牢骚,有意见,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,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,就去追查,就要立案,进行打击压制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。”

  不久,清涧县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。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被雷电击毙。伍兰花一边悲痛,一边骂“世道不好”、“共产党黑暗”、“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”。村干部批评她,她又说:“骂了共产党,还骂毛主席哩!前一阵子打雷,怎么不把他也打死!”有关部门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,并建议判处死刑。毛泽东知道后,对有关同志说:“你们不能这样做嘛!……如果不做调查,就随随便便抓人、杀人,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!就这些而论,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!”毛泽东叫人立即把伍兰花带到自己的办公地点,对她说:“有什么你就说出来,让我听听。”经过聊天拉家常,毛泽东了解了她家的困难情况,就对有关同志说:“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,马上护送她回去……她是好人,也讲真话。是给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。”“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。记住,去的人要带上公文,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,她没有什么罪过,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。她家困难多,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。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,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,该免的要免,该减的要减。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,不管老百姓的死活!”伍兰花得救了。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,互助组帮她种田。她变了一个人似的,见人就说:“咱们毛主席,雷打他也打不死。”

  这两件事启示我们,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,人民是我们的父母,什么时候都不能“神经衰弱”,一听到尖锐批评就把讲真话的人,敢于对我们进行批评的人,就误以为是敌人,就打击压制。有人有所不满,说两句过激的话,不是反对共产党,而是反对“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”。我们从这种“反对”中得到启发,促使我们改正“政策和工作”上的“毛病”,岂不很好吗?我们党从各级领导到一般党员干部,都应当有这样的胸襟。这两位农民的事,是直接捅到毛主席那里才得救了,否则不就危险了吗?要是我们所有干部也能正确对待群众的过激言论,这场危险岂不是早就避免了?当然,对待过激言论也不能听而不闻,视若无睹。不过我们要做的不是对人民群众指责问罪,而是反思自己。经过两次被“咒骂”后,毛泽东从群众的“咒骂”中深刻反思,举一反三,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。实行精兵简政,开展大生产运动,减轻了人民负担,开展整风运动,提高党员干部素质,改进作风,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
  

 

  人们“拍砖”的原因不同,动机和目的不同,应该分别情况区别对待。

  从人们拍砖的原因看,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。一种是,自己亲身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,有气,就通过“拍砖”发泄情绪,博取社会同情,争取舆论支持,迫使有关人改变对他的处置。遇到这种情况,要向毛泽东学习。第二种情况,拍砖不是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,而是为别人“打抱不平”。对这种情况不能认为他是“管闲事”,就置之不理,应该诚恳地如实对他说,你提到的问题,我们准备进行、或正在进行调查,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和党的政策国家法律公正处理,请你不必着急、生气。只要我们妥善解决了问题,他的气就自然平息了。对这种“拍砖”如果不认真对待,听之任之,就有可能在他带动下闹成群体事件。第三种情况是,利用道听途说、捕风捉影的材料加以炒作,以求达到某种目的。对于这种情况,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

  1967年夏天,天津红卫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个“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”。

  伍豪,是周恩来的笔名。这个“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”,是国民党特务为了污蔑周恩来、瓦解共产党伪造的。发表在1932年2月的《时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时事新闻》和《申报》上。

  红卫兵翻到这个“启事”时,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高潮中,他们正在抓叛徒,对这样的启事当然很注意。他们不了解事情真相,就把报纸送到中央文革,落到了江青手里。江青正想整周恩来而愁找不到黑材料,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。5月17日,她写了一封信,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,为首的人叫伍豪。这封信分别送给了林彪、康生和周恩来。周恩来看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,但没有立即回应,而是动员工作人员查当时的报纸。他们到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,堆在一起有两人高。经过认真翻查,终于在1932年2月20日的《申报》上找到了那个启事。周恩来看后说,“再查,还有一条消息(指另一个启事——笔者注)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。”

  周恩来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《启事》登出两个月以前,就遵照党的决定,从上海经福建到了中央根据地首府瑞金,根本不知道启事一事,但到延安以后,他听人说过。所以,当工作人员一时没有查到另一个启事,有人怀疑到底有没有时,周恩来就肯定地说:“会有的,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,是登了报的,不会错。”结果真的在2月22日的《申报》上查到了。这个启事发表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报纸上,只得用隐讳的语言,但处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人们一看便知道是辟谣的,是对第一个启事的否定。两个启事都找到后,周恩来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,把那些旧报纸一—拍照,于5月19日,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,随信附上他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事有关事件的大事记,送给了毛主席。1968年,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“伍豪事件”,毛主席在信上批示:“此事早已弄清,是国民党的污蔑。”

  周恩来用铁的事实使不明真相的人心里有底,就不会盲目地跟随别人起哄;对想炒作、想闹事的人釜底抽薪,想闹事也没有借口。事实证明,这样做是驱散乌云浊气最明智、最有效的办法,值得学习。
 
  学会正确对待群众批评、“拍砖”,是一门大学问,是一项包括提高认识,端正态度,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系统工程,是执政党的党员提高素质,增强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,是一门必修课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三月"两会"后答中外记者时,讲了他对待群众批评、“拍砖”的态度和作法。话不多,但言简意赅,讲得深刻、实在,值得我们好好领会,认真学习。

  他首先讲了他对待群众批评的态度和看法。他说:“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,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。因此,在网上听到有“拍砖”的声音,我并不感到奇怪,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。”他是从摆正执政党党员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高度,看待这个问题的。“—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”,人民是主人,我们是公仆,是为人民服务的。人民监督政府,批评政府和党员干部是宪法赋予人民的神圣权力,是受法律保护的。我们接受群众监督,听取群众批评是天经地义的,是天职,是义务,是本分。听到群众的批评,包括用尖锐语言的批评“拍砖”,应该视为是“正常事情”,不应大惊小怪,而要冷静、正确对待。

  接着,他讲了积极主动听取群众批评的态度和做法。他说:“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。”“我甚至考虑,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,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。如果你们注意的话,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,我们已经尝试做了,但还很不够。”可见,温家宝总理不满足于听取群众送上门来的批评意见.还要变被动听为主动听。“创造条件”听批评,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。只要有听取批评的切愿望,就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。正如有人说的:“不怕没办法,就怕没诚心;只要有诚心,就有好办法。”事实上,人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好办法。例如:登门拜访;调研路上随时下车;实行“用钱买批评”;建立主要负责人接待群众来访日;实行常委轮流接访制;建立书记电话、市长电话、局长电话;公布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;建立接访网站、信和微博、视频接访系统、短信系统,使群众足不出户就可反映问题;建立接访大厅,各职能部门派得力干部接访,变听取群众意见为解决实际问题,改变了“信访部门转来转去,职能部门推来推去,上访群众跑来跑去”的局面,等等。

  温家宝总理还讲了他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。他说:“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,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,经常是从群众‘拍砖’里头得到的。”听群众意见不是装门面,走过场,不是作秀,而要深思,认真研究,以求完善政策,改进工作,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。只要我们这样做了,群众就得到实惠,党和政府就得到拥护。这也会启发群众进一步提高监督批评党和政府的极积性。

  温家宝总理还讲了他是怎样对待“谣诼”,即造谣毁谤的。他说:“在我担任总理期间,确实谣诼不断,我虽然不为所动,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。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、忠而被谤的痛苦,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,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。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,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。”他明确地讲,对“谣诼”,不为所动,要义无反顾地按既定方针继续奋斗,不动摇,不懈怠。但也有痛苦和忧虑。他的痛苦是“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”,他忧虑什么,没有明说,根据上下文推断,可能是从自已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,想到社会上也有人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,忧虑有些人对别人的人格不够尊重,不顾别人的人格、尊严随意放言。这确实是值得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,需要采取措施逐步解决。

  由此我们联想到“拍砖”。“拍砖”是用尖锐语言进行批评。我们要认真对待“拍砖”中包含的批评意见,同时也要看到有些“拍砖”使用的语言不够文明,批评的场合、程序也不妥当。所以,我们既不能因为它实质上是批评,就不注意“拍砖”这种形式有某些不妥和缺陷,就忽视或放弃我们的责任,不注意帮助群众学会用理性方式表达诉求,不注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引导群众尽量用文明语言,按着组织系统,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批评。当然,我们更不能因为“拍砖”有不妥和缺陷,就对群众过多、过重地指责或压制,使我们听不到批评的声音。我们应该充分地、深刻地认识:一个执政党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,是非常危险的!我们要保证听取批评的渠道畅通,随时接受监督,要把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监督、正确对待“拍砖”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作法加以总结,制定成制度,使人人遵守,时时执行。决不能今兴翌止,人走政息。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,巩固党的执政地位,密切党与众血肉关系所必须的、亟需的!

  正确对待“拍砖”决不能满足于正确对待已经发生的“拍砖”,更重要的是防“患”于未然,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牢固基础。要以人为本,认真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和其他切要求解决的问题。在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同时,要切实照顾少数人的利益,尽最大努力谋划到位、工作到位,使人人满意。如果人人满意了,人们没有不顺心、不合意的事了,“拍砖”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。当然,面对着广大人群的不同诉求,面对着转型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,受着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,要使人人满意谈何容易。但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要求的。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做到、做好。